杨振宁:没遇到翁帆也会再婚
杨振宁称,杜致礼去世后,如果没有碰到翁帆,他还是会结婚的。
2004年，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的翁帆，这桩婚姻一时成为华人世界茶余饭后的话题，对“老少配”展开了热烈辩论。
近日，杨振宁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，他接受《联合早报》专访时，畅谈自己当时如何决定再寻第二春、思考“老少配”。杨振宁的谈话，能让生活在21世纪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朋友，思考怎样过丧偶后的生活。
忧虑年龄并非因人言可畏
“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，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。”
记者：不少东方人认为人年届暮年，配偶离世，就应该孤孤单单终老。不这样做，会让人侧目。这是为什么4年前当你决定再婚，会引起世界华人舆论沸腾。然而，现在我们看你再婚这4年，人显得利索灵敏，舒泰愉悦，状态很好，这证明了你再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想请问在再婚前，你是怎样思考这件大事的？
杨振宁：你的问题问得很好，不过，我想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觉得满意的答案。但是，我可以发挥一下。
年龄相差太大，代沟让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、价值观不一样、习惯不一样，这样的婚姻容易发生问题，是毋庸置疑的。当然，年龄相同，或者年龄相差少过10岁的婚姻也会发生问题，但是几率没有那么高。不过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没出大问题，只有一些小问题，这可能与我们两人的个性有关。
我常和翁帆说，杜致礼（杨振宁亡妻）不在后，我如果没有和她重逢，我会不会和其他人结婚呢？我想我是会的。
我认识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派尔斯（RudolfErnstPeierls，1907～1995），他比我大十几岁。派尔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，妻子故世后，他还活了十几年。这十几年，他很孤单，一个人在家做饭，自己照顾自己。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、朋友，多半时间自己住在英国。
我想，我是不愿意过像派尔斯那样的生活的。杜致礼去世后，如果没有碰到翁帆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我还是会结婚的。这不表示我已经有了对象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习惯这么猜想。
十多年前，我曾经和杜致礼去探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老人村。那里有千多户人家，都是退休人士，我们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有些教授退休后也去了那儿。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好些丧偶的朋友都在那儿再婚了。我想，如果没有碰到翁帆，我也许会搬去那儿，住些时候，也许就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。这完全是有可能的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愿意过派尔斯丧偶后那样的孤独生活，那不符合我的个性。
我查了一下统计，了解82岁的人平均可以再活6年。6年是个平均值，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，有人可以多活10年。我和翁帆已经结婚4年，情况还很好。我又查了一下统计，一个86岁的人，平均还可以活五年，我能活到90多岁的可能性相当大。
两个人如果在30岁左右结婚，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几十年的事情，以我这个年纪再婚，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。你听过陈香梅和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的故事吧。两人年纪相差33岁，结婚了10年，陈纳德64岁离世，那年陈香梅32岁。陈香梅后来写了一本叫《一千个春天》的书，写她和陈纳德一起过了11个春季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春天，所以总共1000个春天。两人在一起，只有1000个春天是个遗憾。
我和翁帆之间年龄的巨大差异是我始终考虑的重要问题，除此，没有其他问题。
忧虑年龄的差异，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，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。我最担心的是，我不在的时候，翁帆还很年轻，我无法照顾她。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，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。
记者：后来你是怎样解除这个忧虑的？
杨振宁：我想了很久，后来想通了。我告诉翁帆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她可以再婚，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。翁帆说，我不可以这么说。我说，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，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的。对我来说，婚姻生活里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。
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
“结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则是彻底接受，我变聪明了”
记者：你对杜致礼的期待显然跟对翁帆的期待不同，是吗？
杨振宁：当然。主要原因跟杜致礼和翁帆无关，问题在我这边。和杜致礼结婚时我年轻，和翁帆结婚，我已经年纪大了。年纪轻和年纪大处理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的。我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比从前聪明了。
记者：你的“聪明”指的是什么意思？
杨振宁：结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则，就是要能够接受你后来发现的关系跟你当初想象的不完全一样。你要能接受，而且要能彻底接受。这个观念是我累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得来的，所以，我变聪明了。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，他后来的婚姻会比较成功。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，发现第一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是比第二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来得高。
记者：你可以举些和翁帆生活在一起后，体验到与你预期不同的例子吗？
杨振宁：我想不到什么太具体的例子，都是些小事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，除了翁帆，我不容易另外找一个像我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的配偶。能和翁帆在一起，实在是个巧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