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丰于东晋咸和六年（公元331年）从博罗县析出，取“临海物丰”之意置县，地域为今汕尾市及揭西、普宁、惠来一部分，这里所称海丰，包括整个汕尾市。置县一千六百多年来，海丰地域尽管增减不一，但海丰地名一直保存至今而没有改变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。1991年2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了首批11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，海丰名列其中，揭示了海丰丰厚的历史文化份量。
       海丰移民大多来自福建闽南，作为一个福佬文化亚区，外人多混同于潮汕文化，而建置长期隶属于惠州，又是一个以客家文化为主的广府文化与客家文化杂交区，游离于两地之间，长期以来没有认同感，文化上处于两难的境地。文化归属上，潮汕文化从来没有把海丰纳入，海丰也很少认同潮汕，甚至有排斥感。以方言为主的文化区域划分，又把以操福佬话为主的海丰与操客家话为主的惠州划清了界线，方言不同也导致了文化交流的缺失。本文试从文化地理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特点、本地的历史文化特色就海丰历史文化进行探研，旨在为海丰文化现象的探索尽点绵薄之力。
       一、封闭而开放的地理背景及心理特点
       海丰地处莲花山脉东南麓，东接揭阳，西连惠州，北邻河源，南临南海的红海湾和碣石湾。东、北、西三面群山环抱，莲花山脉为东北、西南走向斜贯地域的北部和西部，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莲花山、银瓶山等23座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和分水岭。水系因受到地势影响，北、东、西三面边境界线又是水系分水线，形成三面封闭集水系统，主要河流螺河、黄江、乌坎河、赤石河多源自边境附近，自北向南倾泻，独立注入南海，流程短，流量集中于汛期。
       地域的狭长和封闭，水系的独立，使海丰既无法溶入东边韩江的潮汕平原，也无法溶入西边东江的珠三角平原，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，颇有夹缝求生的意味。地理环境比较多样复杂，沿海地区仰给于海洋，发展海洋文化（这种开发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进行，可从沿海相继出土的石器、陶器佐证）；而内地台地、丘陵广布，水田面积狭小，稻作文化欠充，只番薯等杂粮在土地利用上占优势，在明末以后并成为主食，这也是它异于上述两个平原的特色之一。
       汉开凿羊蹄岭，特别是唐宋以降，使海丰成为广州通粤东官道和传统商路必经之地，驿路通过群山封闭的垭口，传递了广府、福佬和客家文化，使海丰成了三种地域文化的中转站，同时接受了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的影响。明代推行卫所制度，海丰因扼惠潮官道，为粤东海防重地，在境内设置碣石卫及海丰千户所、捷胜千户所、甲子千户所，并带来了属于北方的军屯文化。加上境内百越文化的遗存畲族文化及疍民文化的共存和沉淀，使海丰更有别于东邻的潮汕文化。
        以上的地理、地域背景，使海丰形成了一种适应性强、富有冒险精神、敢为人先、容易爆发但不善坚持、兼容并收又好斗、具有短期行为心理的特点。在内容易“窝里斗”（俗谓海丰为“牛地”，好斗），在外讲乡情义气，抱团作战，是以有“天顶雷公，天下海陆丰”之称。在文化心理上，海丰人既自尊又自卑，在强烈捍卫本土文化的同时，接纳并认同带有强烈海洋文化气息的广府文化，反映在语言表象上又排斥外来文化，如称广府人为“本地仔”，潮汕人为“涩肚”，客家人为“客仔”，外省人为“老苏仔”，表现了复杂的文化心理，兼具了封闭的山地心理和开放的海洋心理特色。
        二、丰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和多样的历史文化
        据史志记载和实物考证，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的中、晚期，先民们就已在海丰东南沿海聚居生息。历夏、商、周至春秋为“南蛮”之地，是“百越族”的一部分。随着东晋、宋末、明末清初几次移民高潮，大量汉人迁入海丰，原住民百越土著或迁徙，或同化，构成了海丰历史文化的低层。至今海丰依然有两万多人的疍民以及有一个畲族村，尽管疍民通用汉语言文字，但民俗独特；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本民族的语言，即畲语；均与百越俗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。而现有海丰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产文化、物质生活文化、精神文化都深深烙上越文化的印记。如物质生产的稻作、航海捕鱼、麻葛纺织、赶圩等；物质生活的饭稻羹鱼、杂吃成风、喜吃生海鲜，婚俗的夜间迎娶，葬俗的“买水”、“二次葬”等；民间崇鬼神、崇巫、信万物有神、信自然神等；社会风俗旧时械斗成风，以红、乌旗分派相攻击，这些都与百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        局促海隅处于省边国角的地理环境，也沉淀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。从生产、生活、人生礼仪、信仰、岁时、娱乐等有一整套独特的民俗体系，并保留了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06年国家公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，海丰就有白字戏、正字戏、西秦戏、陆丰皮影戏、滚地金龙荣居其上。此外，钱鼓舞、海丰麒麟舞、汕尾渔歌、河田高景、英歌舞、海丰民间歌谣、高田秋千歌、舞象、舞虎炮、原始道教等或上省名录，或为群众所喜爱而盛行不衰，至今仍在城乡间原汁原味的演绎，展示了海丰多元的传统文化。移民人口来源的多元化，也在海丰显示了方言的多样性，福佬话、客家话、白话（粤语）、尖米话、军话和谐共处，并逐步演化成以福佬话、白话的双方言区域方言现象，显示了广府文化，港澳文化的强势溶入。
       南宋末年宋室君臣南逃广东，经海丰的军事活动余波所及，应是海丰政治文化的发轫。尤其是景炎三年（1277年）冬，文天祥方饭海丰城北五坡岭，突遭元兵袭击被捕，由此于明正德年间而建旨在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，更成了海丰政治文化的地标性建筑。近三百年来，富有抗争传统的海丰人，以文天祥精神为激励，前仆后继，不断反抗压迫，寻求解放。从清顺治初年的郑亚长、徐凯等率众响应郑成功南下勤王，起义反清复明。直至顺治三年至康熙三年（1646-1664），反抗清廷“移民缩界”政策的苏成、苏利领导的农民起义；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海丰三点会首黄履恭、马逢九、黄殿元等响应太平天国运动的农民起义；邑人陈炯明、陈潮参加的辛亥革命等等，期间起义抗争数不胜数。
       薪火相传，奋斗不息。1927年11月21日，由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、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，经过艰苦奋战，在海丰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，海丰县城因此而被誉为“东方小莫斯科”。海丰由此成为全国十三块革命根据地之一，遍布海丰各地的无数革命旧址和遗迹，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宫红场旧址等，至今衍变成了红色旅游文化，这成了海丰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。
       海丰历史文化在近现代的特质除了上述的政治文化，处主流地位的是海洋文化。背山面海的特性加上海洋的开放性，使海丰文化深受港澳文化的影响，民国初期海丰人陈炯明主政漳州和广东期间，先后两次公派留学，以及由此在海丰掀起的留学潮，使海丰之后催生一大批国际、国内有影响的名人，如留学日本的革命家彭湃，民俗学家钟敬文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其尤，哲学家马采等；留学法国的音乐家马思聪，人类学家杨成志等。这种群星灿烂的名人文化现象，是海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，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。
       海洋文化在海丰的另一大影响，就是侨乡文化。早在宋朝、明朝，海丰就有居民移居海外，清初移民人数逐步增加，清末民初形成高潮，民国时期仍络绎不绝。据统计，仅就现汕尾市辖下的海丰县，现有户籍人口77万人，而旅居海外侨胞和港澳台胞达60多万人。这些侨民分布西欧、东南亚及港澳台，长期与家乡联系密切，为家乡带来经济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西方文化理念，并使海丰文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如体现在建筑上，有现今依然保存完好的，民国时期建造在海丰县城附近的一批西式建筑，海城和汕尾的骑楼等，其带来的开放观念使昔日的汕尾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因此，侨乡文化也是海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　　自近代以来，在岭南文化的多元文化体系里，海丰文化不断输送资源，为其提供和遗留了一定的、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，但其地理独特并由此生成的相对独立的历史文化现象，却缺乏系统、深入的研究，只零散见于史志、族谱、书刊、报章等，作为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，挖掘、整理、研究、传承和发展海丰文化，理应成为地方政府有关部门、海陆丰地方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研究者的当务之急。